从职校里走出来的名人们

（中国新闻报官方微博 时间：2022年02月22日）

编者导读

      黄炎培等先贤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的社讯是：“双手万能、手脑并用”；《中华职业教育学校》秉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办学宗旨，明确了“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是没有“学历捆绑”、没有“学历羁绊”的职业教育，培养了大批当时国家需要的实用技术人才，名人辈出！这里推荐《中国新闻网》的文章“从职校里走出来的名人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职业教育的魅力，值得我们深度思考如何真正理解“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真谛——不是站在应试集团利益立场，美其名曰争取“学历平等”，而引导“职业教育并轨应试教育”，眼睁睁看着教育这只大鸟一翼折损、不能展翅高飞，教育的战车一轮残折、不能飞驰？这个局面有利于应试集团利益，而不利于国之大计！

“从职校里走出来的名人们”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守正、创承黄炎培等先贤的教育思想，依据职业教育规律、特色办好真正的、独立于普通教育的职业学校，同样可以培养出国之栋梁，何必总是缠绕在“一纸文凭”上挣个高下呢？！

感慨：正确理解和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谐发展、共荣共进的局面任重道远呀！

编者 于东平  三十六度高温下

2022年6月24日

张闻天、华罗庚、顾准、秦怡都曾就读于中华职校。（配图/中华职教社 供图）

【中国新闻报记者刘军报道】近来，职业教育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一方面，中国官方明确提出大力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到2035年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一方面，“中考分流上职校”成为家长们的新焦虑，“没出息的孩子才选职业教育”“宁做小白领，不当大蓝领”的心态十分普遍。职业教育到底是怎样一种教育？职业学校就一定是差生聚集地吗？

历史给出的答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许多响当当的人物都有就读职业学校的经历：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闻天，知名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思想家顾准，革命英烈江竹筠（江姐原型）、著名影视明星秦怡、陈述……他们的故事里藏着中国第一所以“职业”命名的学校——中华职业学校（以下简称中华职校）的发展史。穿越百年光阴，这些故事仍然能在某种程度上消除当今世人对职业教育的种种偏见和疑虑。

1983 年 5 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北京举行社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五届理事会，胡厥文当选理事长，孙起孟、王艮仲当选副理事长。这次会议是自 1938 年之后首次召开的社员代表会议，标志着中华职业教育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图为大会会场。（配图/中华职教社 供图）

张闻天就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

1919年，19岁的张闻天正在计划去法国留学，为了学习法语，当年秋天他考入中华职校留法勤工俭学预科班。这是一所刚刚创办一年多的新校。其创办人是出生于书香门第的黄炎培。受西式教育影响，黄炎培对“实用主义教育”格外关注，并把职业教育的实施与挽救“飘摇之国运”联系起来，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1917年，他联络梁启超、张骞、蔡元培、宋汉章等教育界与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一年后，中华职教社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将它作为开展职业教育的“试验田”。中华职校应运而生。

这所学校处处与众不同。招生科目为铁工科、木工科、纽扣科，铁工和木工是当年上海底层老百姓的“热门职业”，纽扣科的设立则是因为当时中国每年大量从外国进口纽扣，而这个行业技术含量不高，完全有可能成为“国货制造”的先导；学校极力倡导劳动，学生半工半读，校内一切洒扫、清洁、杂务均由学生轮值担任；为了确保培养出来的学生合格，学校规定学生毕业时先发修业期满证书，待服务社会一年后，用人单位证明合格，再授予毕业证书。凡此种种，不仅在当时堪称“开风气之先”，放到今时今日仍有借鉴价值。

1919年10月，中华职校增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一心想去法国留学的张闻天成为首批学生。半年后，预备科结业，26名毕业生随后赴法国读书，其中却没有张闻天的身影——他在校期间改主意，转而在国内攻读哲学去了。

华罗庚“骨干得之于学校的艰苦精神”

度过了困难重重的初创期，中华职校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步入正轨，学校师资力量得到充实，邹韬奋等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化界人士在该校担任老师；学校设置机械科、商科、土木科等科目，以适应社会工商业发展需要。从1926年到1937年这十余年间，学校培养出数位星光熠熠的学生，他们是中国职业教育稳步发展和壮大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第一个高峰的亲历者和见证人。1926年，一位名叫顾准的11岁少年考入中华职校商科初中。次年夏天毕业，经人介绍去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从此与财税工作结缘，开启了经济学家、思想家的一生。顾准前脚刚毕业，华罗庚后脚就踏进了中华职校的大门。这个江苏金坛县出来的穷孩子1927年春考入中华职校，在校期间，他开始对数学产生强烈兴趣，贪婪地阅读能借到的书，刻苦钻研，反复解题，努力领会每条定理的意义。由于他善于归纳推理并掌握简单的算法，曾获得上海珠算比赛第一名。后因家境困难在中华职校只读了一年半就中途退学。虽然时间不长，但华罗庚一直将这段读书时光铭刻于心，这位只有初中文凭的数学大师曾公开称自己“骨干得之于学校（指中华职校）的艰苦精神，血肉得之于清华图书馆”。1934年，黄大能从中华职校土木科毕业。他是中华职校创始人黄炎培的四子，也是父亲搞职业教育的“试验品”。本来正在上海沪江中学读书的黄大能被转学到中华职校。在外人看来有些不近人情的试验最终获得了成功。黄大能毕业后考入复旦，后又出国留学，成为中国混凝土技术专家。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他始终认为在中华职校的三年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黄大能曾这样描述职校生涯：“土木科高中三年非常重视实习，每周安排的课程总有一半的动手操作，从测绘地形到建筑施工，无不亲身参与，记得那时正建筑学校唯一的钢筋混凝土大楼中华堂。我爬上了屋顶，帮助结扎钢筋和浇注混凝土，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的照片。这使得我以后的学习，紧紧地结合着实践，而且深深感到只有亲自动了手，得到的知识才是扎扎实实的，永不忘怀的。”除了科学界精英，中华职校还培养出了若干著名演员。著名反派演员陈述1935年考入中华职校商科，后因家贫辍学；表演艺术家秦怡1933年至1936年就读于中华职校商科，在读书期间就曾参加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展露出表演天赋。中华职业学校提倡“劳工神圣”，学生入学誓言书的第一条就是尊重劳动。校章规定，校内一切杂务均由学生担任。图为师生共同劳动，在一片荒地上建起校园。（配图/中华职教社 供图)

中华职业学校提倡“劳工神圣”，学生入学誓言书的第一条就是尊重劳动。校章规定，校内一切杂务均由学生担任。图为师生共同劳动，在一片荒地上建起校园。（配图/中华职教社 供图）

中华职校会计班里走出来的“江姐”

中华职校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随着抗战爆发戛然而止。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中华职校的命运遭到严峻考验。校舍毁于战火，中华职教社迁至重庆，并在重庆设立中华职业学校渝校，留在上海的中华职校称为中华职校沪校。1940年，一位来自四川自贡的年轻女子考入中华职校渝校会计训练班。从表面看，她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生，但是私下里却从事着一项危险的工作：身为地下党员的她在同学中间发放传单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办壁报和反动分子唱对台戏。几年后，她被国民党逮捕，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受尽酷刑折磨，最终被军统特务杀害。她就是被称为“江姐”的革命烈士江竹筠。在战火纷飞的日子，中华职校参与的爱国和革命活动不胜枚举。1946年，周恩来副官、红军老战士钟韵受党组织委派在上海设立地下电台，为做好身份掩护，中华职业教育社安排钟韵担任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无线电课程教员，通过这个身份，使他有条件随时收发电报；1948年，上海白色恐怖氛围严重，很多地下党员被捕，电台有暴露的危险，中华职业教育社钱雪庵、杨善继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协助地下党将电台拆解并藏于自己家中，直到上海解放后交还给有关部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以这段历史为素材之一创作的。2015 年 5 月，中华职业教育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上海市浦东黄炎培故居举行。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陈昌智（左）与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周汉民共同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资料图/中华职教社 供图）从创立至今，中华职校已走过百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开枝散叶，分别形成今日位于上海的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中华职业学校和第一所公办本科高等职业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继续在中国职业教育战线发光发热。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它培养出的人才多如繁星，除上述几位，还有中科院院士王世绩、邹世昌、中国纺织工程学科奠基人张文赓、国家级科技功臣王宝华、科技出版视野开拓者贺崇寅、新中国首批女大使之一祝幼琬、著名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傅其芳等。他们用璀璨成就向世人证明，一所好的职业学校，不仅可以教授学生丰富的知识、谋生的技能，还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奠定“终身学习，不断进取”的人生基调。即使今后转换职业方向，良好的校风也能让他们受益终生。正如祝幼琬所说：“虽然没能在工作岗位上用上所学的专业，但是在学校里学到的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为社会服务的基本素质，对我的一生产生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受到传统社会观念和整体办学水平影响，职业教育还未被公众彻底接纳；中国职教领域虽然也有“职校学生未毕业就被抢光”这样的好消息，但是从“能就业”到“好就业”，从薪资水平提升到社会地位被认可，中国职业教育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对职教从业者来说，只有以史为鉴，砥砺前行，才能实现先驱者的夙愿，向构建技能型社会迈进。（完）

本文参考文献：《中华职业学校校史》《中华职业学校师生回忆录精选

（中华职教社研究部部长冯大军、组宣部二级调研员赵鹏均对本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