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关键节点上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要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要加快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要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5月，原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发表文章《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推出“技能型社会建设”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并提出，加快构建面向全体人民、贯穿全生命周期、服务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建设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及其在技能型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技能型社会内涵与特征、技能型社会建设面临的困境和对策等的研究已刻不容缓。

01技能型社会的基本内涵

全国职教大会提出的技能型社会建设，是指围绕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技能中国宏伟目标，构建国家重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社会崇尚技术技能氛围营造、社会成员比学赶帮学习技能、社会全体成员拥有技能本领的新型社会形态。

（一）技能型社会的含义

关于技能型社会，华东师范大学石伟平教授从三个维度进行阐述，一是依据职业教育学理论，技能型社会为社会所有成员技能训练和工匠精神养成而提供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机会；二是依据技能形成理论，技能型社会为提高全员技能形成效率而不断增加技能形成的多元路径与方法；三是依据劳动经济学理论，技能型社会为劳动者职业生涯发展而帮助劳动者提升技能层次。常熟理工学院张元宝提出，技能型社会是对现代社会价值理念与发展特征的一种理论描述，是一种以相应的机制、手段促进和保障技能教育、技能学习的社会，在技能型社会中，学习与掌握一定的技能不再是少数人的特需，而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南开大学王星提出，技能型社会是一种包容性技术创新过程的社会样态，即技能型社会建设不是单个政府部门尤其是教育部门所能牵动的，而是通过全社会的制度性变革，围绕技能型人才培养，政行企校共建职业教育命运共同体，在企业、职业院校及技能型人才之间达成可信性承诺，使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

从职业教育体系视角，技能型社会是具备一种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技能形成与提升的机制，拥有一种融入劳动教育、工匠精神教育的系统化顶层设计的职业教育体系，其中包括中小学的职业技能启蒙教育、中高职及本科的职业技能养成教育、面向企业的职业技能培训、面向社会的职业技能培训、职后人员职业技能继续教育等，提供一种使人随时随地接受职业技能教育并能持续获得技能提升的机会，创设一种促进人们职业生涯良性发展的文化环境，以及营造一种在经济社会中人们展示其才推动社会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技能型社会的特征

1.技能全员性

技能型社会中所涉及的技能是指人类从事某个职业所需具备的技术或能力，包括使用工具的技能、按照规则做事的技能，以及在做事中形成经验的技能。众所周知，人类的社会活动主要包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大方面。认识世界的活动就是探究和发现科学真理，它属于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研究范畴，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型人才承担，学术型人才是处于“象牙塔”中的尖端人才，占人才链中的极少数。改造世界的活动是将基础研究发现的科学原理运用于生产实践，通过生产实践不断地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职业就需由使用工具、按规则办事，以及利用经验提高效率的技能型人才担任，这些技能型人才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占有绝对比重，是人才链中的绝大多数。因此，技能型社会表现之一的“人人拥有技能”中的“人人”就是指那些各行各业中通过技术技能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社会主体人群。

2.结构进阶性

从技能的层次结构来看，人类的技能可以按照新手、初学者、胜任者、熟练者、能手、精通者、实践智慧者的发展逻辑逐级提升的。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技能的提升是指人类在某一领域通过对某项实践活动反复训练而习得的。通过技能训练，人可以从一个技能水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技能水平，对原本不能胜任的较复杂职业，经过技能提升可以达到能够胜任的程度。技能型社会的另一个表现“人人学习技能”，就是指社会提供一种完整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体系，其中包括职业教育所提供的技术技能教育和职业培训所提供的技能训练与考证，满足全体成员的终身学习需求，帮助人们改善职业技能结构，优化职业技能水平，服务职业生涯发展。技能型社会为人们提供个性化、可进阶的技能培训，其本质是服务于社会的全产业链发展和不断进步的技术诉求，促进经济社会的整体性进步。

3.文化相融性

经济、政治和文化是社会生活三个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基本领域。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部分，和非意识形态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部分。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文化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能量，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健康的、优秀的文化能够促进社会逐步强大起来，糟糕的、腐朽的文化会导致社会逐渐没落下去。长期以来，我国就具有“君子不器”的文化传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观念延绵至今，这种“重知识、轻技能”的习惯认知始终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技能型社会呼吁“社会崇尚技能”，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对传统文化取精弃粕，营造“经世致用”的文化氛围，推动技能型社会的逐步形成。

4.制度保障性

社会制度决定着社会形态，其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行动导向功能，即相关制度将每个人的地位与角色确定下来，通过权利和义务指导人们的行为模式，使人能够适应社会环境，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二是社会整合功能，即通过制度发挥社会组织功能，建立社会正常秩序，减少社会运行障碍。三是传递和创造文化功能，即将文化在时空中传播，使文化世代沿袭，并推动新的文化衍生。技能型社会需要“国家重视技能”，也正是因为国家的高度重视，一系列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保障政策紧锣密鼓出台，2021年6月人社部印发的《“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从制度体系建设和技能激励等具体行动指南上落实技能中国建设。2021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职业教育强化类型特色等方面，引导提升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技能型社会。

02技能社会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制度不顺

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众群体中，除了小部分管理人才之外，绝大多数是技能型人才，然而技能型人才与管理人才相比，他们在工作环境、薪资水平、晋升通道、身份地位等方面均处于显著的弱势地位。绝大多数技能型人才从事生产一线工作，常常处于脏乱差、噪声严重、三废污染大、危险性高的环境之中，而工作环境与人的身份地位联系紧密，因此技能型人才的职业环境往往遭人嫌弃。技能型人才多数为高职、中职毕业生，起薪工资与后续的晋升机会远远低于本科生和研究生，企业通常实行的“岗薪制”一般较少考虑员工因技能提升而提升待遇的部分，而且技能型人才依靠工作经验为企业创造的利益与价值在工资结构中鲜有体现。除了占比较小的国企外，在大多数企业中，技能型人才的晋升通道只有一条，那就是管理职务等级提升，而技能等级晋升通道基本上处于关闭状态，技能型人才的价值追求缺少出口，其创新和创造潜力难以释放，直接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由于国家对“干部”和“工人”的身份认定制度依然存在，且分属于不同部门管理，这使得处于技术工人身份的技能型人才在职称升迁、生活保障等方面远低于管理人才。这些不利于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的种种问题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技能型人才社会地位制度不健全。

（二）“学而优则仕”观念依然牢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指学习和从政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后被人们解读为“学习好了就可以升官发财、名利双收，进入上层阶级。”于是，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极具功利色彩的学习氛围，学校、家长以及学生本人崇尚分数、挤破头进入“985”大学等现象比比皆是，而进入职业院校读书只是一种无奈之选。这种学生紧紧围绕“考试指挥棒”的功利性学习，使得他们只关注考试内容和标准答案，不关注自身实践技能养成，一旦考试失利，整个人生就失去了意义。这种扭曲的学习观正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试图通过功利性学习获得一份社会地位高、经济收入高、发展通道畅的职业，对那些靠动手操作、靠技能生存的职业岗位不屑一顾，因为这些职业显然收入偏低，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少能够获得尊重，因此那些技工学校、职业学校的教育被视为末等教育。然而这种社会风气，与国家当前以技术创新为重要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进步现状是背道而驰的，特别是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进程中，急需一批又一批制造业生产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特别是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一种适应新形势新需求、崇尚技能的文化亟待构建。

（三）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尚不健全

我国技能型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是职业教育。目前职业教育的主体是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等，接受教育的对象主要为初中毕业生、中专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他们是同一年龄段学生中分数较低的人群。不论是初中毕业生还是高中毕业生，他们只要中考或高考成绩达到高中或本科分数线，就一定会跻身于普通教育行列，几乎不考虑自身的优势与特长。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职业教育本身存在的社会认可度不高、吸引力不强的问题显而易见，一是职业教育升学通道不畅通，长期以来，中职教育后的学生只有少数有升学机会，高职教育基本上是“断头”式教育，人们提升学历，就读本科、研究生的愿望难以实现；二是中高职的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教育模式无法体现其教育类型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职业教育不受欢迎，甚至处于“低人一等”的窘境。另外，作为学历提升的补充，职后成人教育通常定位于“为学历而学历”，技能型人才培养功能基本缺失。总之，当前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与人们技能提升机会的美好愿望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

（四）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亟待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经历了调整适应期、恢复发展期、规范发展期、质量提升期和改革深化期五个阶段，目前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然而我国制造业仍严重存在着生产效率不高、产品质量不高、技术开发能力不高、智能化水平不高等一系列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其中劳动者技能水平不高是重要原因。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主要阵地，在推动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由于多种因素影响，职业教育仍然存在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脱节、人才技能短缺无法满足社会需要、自身类型特征不明而不足以吸引优质生源等现实问题。职业教育是一个需要在工作场景中训练从业者技能的教育类型，德国双元制教育、英国现代学徒制教育模式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应运而生，但由于国情不同，职业教育的模式也不可照搬照抄，必须结合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职业教育改革探索，根据区域产业链和职业岗位群需要，深入践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技能型人才，使更多的技能型人才成为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

03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行动策略

（一）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提升技能型人才社会地位

我国近年来连续出台相关文件，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人民政府要创造平等就业环境，消除身份等影响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鼓励企业建立高技能人才技能职务津贴和特殊岗位津贴制度。201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健全高技能人才职称评定、技术等级认定等政策。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意见》提出，要促进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制度有效衔接，打通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符合条件的高技能人才可参加工程系列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2021年3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技能型人才队伍是一支重要力量，要提高技能型人才待遇水平和社会地位，破除二元身份人事管理制度，改革薪酬分配和人才晋升制度，建立技能型人才评价体系和职业发展保障制度，确保国家关于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落到实处。

首先，破除“干部”“工人”二元身份人事管理制度。“干部”“工人”二元身份人事管理制度是早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原有的人事管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必须通过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相互对立的状态，打破“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技能型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与待遇相关联通道，贯通技能型人才评定专业技术职称路径，完善人才资源配置结构，弱化各类人才在待遇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使技能型人在就业、创业、职业发展等各个方面享有公平的竞争机会。其次，引导企业优化人才晋升制度和薪酬分配制度。通过减免税收、土地优惠等政策，有意识地引导企业内部改革，建立提升技能型人才工资待遇的绩效分配体系，特别是对技能型人才所具有的工作经验、革新能力等在工资待遇中充分体现，调动技能型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其在经济建设中的巨大潜能。企业内部技能等级晋升机制是促进技能型人才潜心学习提升技能的重要手段，企业可按照工作内容极其复杂和难易程度建立技能从低到高的等级序列，并配套制定依据能力与经验、业绩与成效为核心的晋升标准，鼓励各级各类技能人才通过自身努力向更高技能级别迈进。

（二）营造工匠文化氛围，推崇尊重技能的社会风尚

文化与经济交融已成为世界共识，在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中的地位也越发突出，它已深深地融化于国家凝聚力、创造力和生命力之中，其中崇尚技能的工匠文化，对我国成为世界制造强国具有深刻和重要的意义。所谓工匠，是指具备高超技能或技艺的人群，而工匠文化是指追求极致、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推崇技能、钻研技艺的“技能文化”的集合，其中技能文化是工匠文化的基础，“工匠精神”是工匠文化的内核。“工匠精神”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钻研精神，即通过反复实践、深入创新、不断精进，改进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和技术服务水平，达到行业领先；二是卓越精神，即对于工作一丝不苟、关注细节、力求极致，使每一道工序、每一个产品、每一项技术达到最优化程度；三是职业精神，即对于所从事的职业始终保持敬畏、专注、坚守、潜心和热情，从中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产业的发展、企业的进步离不开工匠文化，它助力于推动基础零部件、生产技术工艺和“卡脖子”技术的突破，助力于我国进入国际市场，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的“中国品牌”。

首先，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赋予新时代工匠文化内涵。“油从钱币孔入而不沾”的老翁、“游刃有余解牛”的庖丁、能工巧匠的代表鲁班等传奇式人物故事，阐释了我国古代工匠热爱技能、精于技能、传播技能的优良传统和文化传承。二十世纪初期，黄炎培先生倡导“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有业者爱业”等思想，对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进行大胆改革，同时鼓励广大劳动者爱岗勤业、坚守岗位，努力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思想对我国职业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总结了我国在长期实践中已形成的爱岗敬业、淡泊名利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辛勤付出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从古至今，工匠文化一脉相承，且内涵在不断丰富与创新，与新时代同频共振，同步发展，成为技能型社会文化建设的主旋律。其次，发动政行企校全方位力量，塑造技能伟大的社会风尚。政府部门加快制定技能型人才培养标准、技能型人才发展保障制度、技能型人才激励机制、工匠培育工程、工匠文化建设等扶持技能型人才学习、创新、提升的政策法规，为技能文化形成创设良好的政策环境；行业企业重视工匠文化的塑造和宣传，通过培育和表彰能工巧匠、革新能手、敬业模范等，形成人人愿意学习技能、钻研技能、发挥技能、比拼技能的积极向上工匠文化；职业院校作为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主战场，应自觉承担工匠文化传承的重要职责与历史使命，自始至终将工匠精神、劳动精神教育作为文代传播的核心内容，帮助每一位学生树立尊重技能、热爱技能、追求技能的理想，并创造一切条件成就学生成为新时代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

（三）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产业工人建设改革方案》，在加强技能型人才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构建人才技能形成体系、创新人才发展制度等方面提出25条改革举措。2019年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技术技能人才激励政策等方面落实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决策部署。2021年出台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巩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不同类型教育横向融通”。国家政策的相继出台，为技能型社会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指明了方向，在实践层面，可从职业教育层次纵向贯通、普教职教类型横向融通、职前职后教育前后衔接等三个方面入手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具体而言，职业教育层次纵向贯通是指职业教育在学历层次上，打通中职到高职、到本科、再到研究生的升学通道，满足学生学历晋升诉求；普教职教类型横向融通是指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相互关系上，打破普职两类教育的壁垒，通过学分银行等举措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双向学习成果互认和转换，满足学生多种类型学习诉求；职前职后教育前后衔接是指建立多元化学历教育和社会培训体系，满足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诉求。

首先，促进职业本科教育走向常态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时代，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大部分重复性规范性劳动已被机器取代，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高移至具有一定的智能化专业劳动领域，长学制的职业教育成为优化人才结构的有效途径。一是要确立高职升本评选的统一标准，规范高职申办本科的程序，允许高职高水平专业或高水平学校率先升格，以点带面推动职业本科教育规模的逐步扩大；二是要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职业本科教育绝不能走普通本科教育的路子，必须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及人才评价等多个方面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之路；三是要建立职教学位制度，完善职业教育结构体系，从而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其次，加速实现普教职教对接与互通。普职融通的关键点是各学段职业教育渗透、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衔接等一体化设计。一是在小学阶段，通过技能兴趣培养和职业方向引导等形式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建立职业概念；二是在初中阶段，通过典型职业岗位见习、岗位技能模仿等形式开展职业素养教育，形成职业意识；三是高中阶段，通过劳动教育、专项技能训练等形式开展职业特色教育，构建职业画像。在制度层面，要进一步改革“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招生考试方案，扩大技能考试的比重；进一步优化中职高职、高职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建立职教普教可互通的课程和互换的学分制度。再次，全力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科技进步大、技术迭代快是当今社会迅猛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同时它也对技能型人才知识、技能、素质的增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保持与时代同步，适应不断更新的职业岗位，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需要保持学习常态，全民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势在必行。一是国家、地方政府及教育部门尽快推进学分银行建设，形成各级各类大小网点，满足学习者参加职后教育的开户申请；二是建立课程产品标准，包括课程内容、评价考核、学习成果认定等系列化准则，指导学校推出优质课程产品，学习者通过学习，其学习成果按相应标准计学分，并存入学分银行；三是完善学分兑换机制，当学习者学分达到相关要求时，可以在教育层次、教育类型之间进行兑换，取得相应学历或职业技能证书等。

（四）创新产教融合机制，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国家围绕产教融合出台系列政策，《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2013年）指出“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2017年），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对产教融合进行全面规划；《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年）指出“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2019年）指出“打造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型行业”；《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年）指出“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强调“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1年）指出“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产教融合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相关政策为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指引。各级政府部门、行业企业、职业院校要把握时机，创新机制，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首先，政府发挥产教融合的助推功能。地方政府部门可根据区域产业特色，制定鼓励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地方激励政策，协助搭建产业与教育、企业与学校的合作平台，促进形成双元人才培养的职教特色，打造产教融合型城市。其次，园区发挥产教融合的平台功能。通过在产业园区中建立产业学院，以产业需求、服务定位为导向，推动专业链与产业链对接、人才链与创新链融合，促使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符合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提升职业教育供给与产业企业需求的契合度。然后，企业发挥产教融合的主体功能。选择行业龙头企业，建立企业学 院，强化校企办学“双主体”作用，形成“人才培养、技术服务、创新创业、招生就业”四位一体功能布局，在共建双师队伍、实践基地、课程教材，共同实施教育教学，合作开展招生就业等方面多角度、全方位体现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职责与担当。最后，学校发挥产教融合的育人功能。职业院校要努力承担起为党育人、为国家育才的责任与使命，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紧紧把握立德树人这一核心要素，将劳动教育、工匠精神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中，持续深化“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切实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格与质量，为早日实现技能型社会添砖加瓦。